On Chinese diaspora

中国人移居海外由来已久。

也

谈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至少 在国内，华人移民主要是历史学 的研究对象，然而近十余年来，

华

人

开始引起国际上来自不同学科的 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固然 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移居海

王 苍 柏

外的人数增加和国际交往扩大有 关。但更重要的是，在华人移民 进程中所呈现的“族裔散居”， “跨国性”和文化的“混杂”和

“流离失所”等问题，与目前学术界中有关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和全球化 的讨论不谋而合。它呼唤我们对过去习以为常的诸如种族和认同等概念 进行理论和政治上的重新定义。显然，它已经超出了历史学或者某个专 门学科的界限，涉及到目前人文和社会科学前沿的理论话题。作为世界 上历史最悠久和规模最大的散居者之一，华人移民无疑是当今全球化世 界的主要例证和表象之一，也是我们考察当今社会众多关系的一个不可 多得的合适的出发点。 在今年五月的《读书》上，刊登了两篇关于华人的文章。一篇是项 飙的《跨国华人》 （以下简称“项文”），另一篇是陈丽娟的《华侨・华人・ 中国民族主义》。两篇文章分别从宏观和国别的角度，讨论了华人的跨国 活动和认同等问题。本文主要从“跨国主义”主题说开去，谈谈对于全 球化条件下华人的移民模式、种族性和认同的看法。 项文从亚非会议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兴起谈起，认为跨国主义 是对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建立和深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一种“反动”。 表现之一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在成立民族国家半个世纪之后，都开始改变 其侨务政策，从不承认双重国籍到开始采取“跨国主义”的视角。从这 12 1

一思路出发，他认为“跨国主义一定要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逻辑，超 越了制度意义上的国界（而不是地域上的国界）”，才有意义。 项文对于“跨国主义”的论述有不少可取之处。例如，它把印度和 中国的移民进行比较，又主张“跳出就移民论移民的圈子，可能会导致 一些理论创新”以及认为不应该扩大“跨国主义”的外延，否则会“造 成很多混淆” 。这都是在目前国内的华人移民研究中比较缺乏的。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从民族国家发展的脉络，用属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体 系的框架来考察华人的“跨国主义”？项文所有论述似乎都在证明这样 一组对立关系的存在：人类对民族国家的反思催生了“跨国主义”，而“跨 国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主权的削弱和国家疆界的日 趋模糊。我想，为了说清楚“跨国主义”与民族国家框架的关系，有必 要首先从“跨国主义”缘起的内在动力谈起。 “跨国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多门学科的理论思潮，从根本上说，是资 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的直接产物。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 技术、金融和制度等方面的革新引发了资本主义从大规模集中生产向全 球化“灵活积累”的转变。原来以国家为基地的生产、资本、劳动力和 市场被分解，转而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合，进而融入新的全球分工当中， 导致了新的生产部门、新的金融服务方式、新市场和新的消费模式的出 现。与此同时，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戴 维・哈维（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所谓的“时空压缩”，促进了人口、商品、观 念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和网络化。在文化和社会领域，这些变化 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诸如“移位”、“非地域化”、 “第三种 文化”和“居间性”等一系列后现代的文化形式和概念，仿佛一夜之间 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移民领域， “跨国主义”更成为一个不可遏止的潮 流和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众多国际移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当“跨国主义”用来描述和分析国际移民时，一般认为，它指“移 民在来源地和居住地之间建立和维系多重社会关系的过程……用来强调 12 2

当今社会许多移民建立的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领域……跨 国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元素是移民在来源国和居住国的多重卷入”。 毋庸置 疑，这种现象已经在华人移民中出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跨国主义” 并没有带来民族国家观念和界限的弱化，它也并非是针对民族国家而出 现的。项文认为， “跨国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反动，一个隐含的后果是， 它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国家的地位。实际上，过去二十年里，在经济和文 化的疆界迅速瓦解的同时，民族国家反而处于上升趋势。例如，东亚和 东南亚地区紧密的经贸和社会联系，包括海外华人和香港、台湾同胞与 中国大陆的联系，被公认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亚洲所 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由强势政权统领的（如日本、 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等）。而在这些国家中民族主义的高涨， 同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相反，许多研究显示，跨国的流动常常是强化 了不同国界之间的差异。例如，一项关于美国华裔青少年来中国探亲和 文化交流的人类学考察表明，跨越中美两国的交流不但没有产生一个共 同的“华人性”认同，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中国人”和“美国的 中国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将中国人的认同“重新地域化”了。 如东亚研究专家弗兰克・舒曼（Ｆｒａｎｚ　Ｓｃｈｕｒｍａｎｎ）指出的，“无 论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疆界如何迅速瓦解，政治边界还会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壁垒分明”。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主权的象征，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华人移民无论怎样卷入跨国活动，他们都会出于 理性的考虑，选择加入某一国的国籍，成为该政治共同体的人士，对其 表示效忠，既享受政治权利和受到国家的保护，与此同时，也履行公民 的义务，并受到政治责任的制约。正所谓“足遍全球，心系本位”。从狭 义上讲， “本位”就是对国籍的选择和政治体的认同。无论跨国联系怎样 发展，这一点是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因此，我认为， “跨国主义”的 理解不应该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参考系上。它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脉络无 关，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同时， “跨国主义”和“全球化”也并没有 12 3

否定民族国家的逻辑，而是两者并行共存。虽然民族国家有时隐藏在熙 熙攘攘的跨国洪流之后，但它毕竟还存在，而且在有些时候还会跑到前 景中来，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出来，让人大吃一惊。 进一步而言， “跨国主义”是不是分析当前华人移民最合适的框架， “跨国华人”的概念能否捕捉和揭示到华人移民认同的本质，我认为仍然 有讨论的余地。为此，有必要将它放到华人移民的移民模式转变的历史 脉络中来考察。在我看来，尽管华人的移民活动纷繁复杂，历史悠久，但 大体经历了以下三种模式。首先是“简单的线性模式”，移民是一种从移 出国到移入国的单向的迁徙过程，其结果或是逐渐融合乃至同化于当地 社会，或是拒绝同化而返回移出国，即在“落地生根”和“落叶归根”之 间摇摆。在东南亚，该模式大体经历了三种变化。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 由于华人移民数量比较少，而且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东南亚的华人移民 很自然地与当地妇女结婚，结果在东南亚各地都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混血 儿社会，如印尼的“伯拉奈干”、马来半岛的“Ｂａｂａ”（山上合下）、菲 律宾的“密斯蒂佐”等。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大批中国新移民，主要是 来自闽粤两省的中国劳工，源源不断地移民到东南亚，而且男女比例逐 渐平衡，同化的趋势逐渐停止，反而出现了“重新汉化”的趋势。 “华侨” 形态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海外中国移民的主导性形态，并直接导致了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中国人回归祖国的壮举。 “二战”后， 钟摆又一次指向移入国。由于与中国联系的中断和现实的政治和经济需 要，华人基本都选择了认同当地，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几乎断绝了和中 国的往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 “跨国主义”可以算作第二种模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东 南亚华人“再移民”到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地区的情况，世界各地的新旧 华人移居地之间的联系和往来变得密切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 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迅速成为海外华人移民中的重要部分。作为 新移民，他们一般都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其他传统的 12 4

华人社会也恢复了和中国祖籍地的往来，寻亲问祖、文化交流和投资贸 易活动方兴未艾。总之，在移入国和移出国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居住国 之间，形成了“跨国空间”和“社会场”，并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联 系的新形态和新的认同形式的出现。 然而，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华 人移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类型和节奏。新的移民类型“强调合同关系，间 歇性地穿梭往来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及短时间的逗留。这种移民方式与 永久定居和排他性的获得居住国的公民权的旧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新型的移民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对于分析全 球化时代的移民活动，“跨国主义”模式的弊端显露无遗。首先， “跨国 主义”　强化而不是化解了诸如“输出国”与“接受国”、 “来源地”和“目 的地”等两极化概念之间的对立，将业已纷繁复杂的移民活动继续局限 在出发点和到达点之间的单调的旅程当中。显然，这种两极对立的框架 无法解释全球化条件下华人移民所呈现的新特点。其次， “跨国主义”过 分强调移民流动的跨地域性，无形中忽视了对移民内部的阶级、权力和 文化差别的生产的分析，因而常常会陷入赞歌式的评价和简单化、同一 化的窠臼。我们知道，在所谓的“跨国移民”中，不但有中产阶级，有 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也有为数众多的“草根阶级”。他们被无奈地卷 入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不但没有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反而承受 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异化、歧视和压迫。香港的数以十万计的菲律宾 女佣，以及无法统计的在世界各地华人餐馆里打“黑工”的非法移民，都 是很好的证明。 我个人认为，当前华人移民的核心特征在于它的多维度、去中心化 和流动性。它不但超越了单向、线性移民的简单模式，同时也超越了“跨 国主义”模式的两极对立格局。华人移民研究呼唤一种新的范式。显然， 仅仅关注移民在移出国和移入国两点之间的流动过程是远远不够的。我 们需要把华人移民的活动放在全球的范围内来考察，将整个世界作为理 12 5

解地理上分散的移民活动的大舞台，让不同的分析范围和分析层次充分 地彼此对话。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接近对日趋复杂的移民活动的比 较准确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新模式的出现与全球化密切相关，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全球化模式”。因为，华人移民与全球化 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的关系。它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反全球化的全球运 动” ，其动力和灵感常常来自对那些同一的、普世的、标准化的、赞歌式 的和代表进步的全球化因素不自觉的抵抗当中。例如，正是动员了在许 多人眼里是落后和狭隘的同乡和宗亲等地方和乡土的社会资源，华人移 民才有可能营造出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网络。目前为数众多的世界性华 人同乡会和宗亲会的出现，就是这种特殊关系和普遍联系既对立又共存 的鲜活的例子。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把“全球化”当作华人移民所处的 一个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背景， 比简单地把它拿来当作一个模式的标签， 来得更合适些。 无论怎样，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或称之为第三种模式的出现，作为 对于全球化时代移民变化的回应，已经是不可避免。虽然目前对它做更 准确、具体的定义和描绘还为时过早。但是，至少以下的说法是可以成 立的：即在当前的华人移民研究中，同时存在以上三种模式。虽然“单 向的线性模式”还可能在某些地区和人群当中存在，但基本是一种过去 的模式； “跨国主义”弥补了“单向线性模式”的不足，为移民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但是，由于它在解释全球化时代移民活动的不足，也已经 是一种式微的模式。第三种模式，虽然还有待一个合适的学术语言来命 名，但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必将成为未来最主要的分析框架。 全球化在给华人移民模式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华人带来了认同上 的困惑。当他们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流动当中后，其身份的确定不再像 从前那么简单清晰了。王赓武曾提出过著名的多元认同理论。他认为，战 后，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大体上由四个维度所构成，即种族认同、国家认 同、阶级认同和文化认同，分别由体质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文 12 6

化规范所规定。根据上述四种规范的不同组合，在华人个体当中呈现出 多种变化形式。但是，这种分析有简单化的倾向，它忽视了每个认同维 度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为很难说清楚种族、国家、阶级和文化究 竟包含哪些内容。对于东南亚华人而言，每一个维度都可能是充满了对 立意义的聚合体。王赓武本人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主动加以说明。 美国华人学者王灵智借用“根”的比喻，辨认了五种不同的华人认同。他 们分别是“叶落归根” （固守中国国籍）、“斩草除根” （完全同化于所在 国社会） 、“落地生根” （积极地融入所在国社会）、“寻根问祖” （保持中 国人的种族意识和自豪感）、 “舍根离祖” （失去与祖籍地的联系而处于文 化的孤独状态）。这种分类无疑是有益的。然而，其背后的逻辑仍然脱不 出从一个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的线性的简单模式。另外，依据移民与中 国的关系来对其认同进行分类，说到底还是一种“中国中心论”的观点， 对于解释全球化时代的华人，恐怕用处不大。 近年来， “华人散居者”成为比较流行的用语，用来指中国境外无论 持何种国籍的所有中国人。这个词汇更具包容性。它表达了华人移民的 多元化、流动性、广泛性和混杂性，因此得以避免许多常常困扰移民身 份的对立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它隐含着将华人移民看成统一体的危 险，容易给人一种旧的“华侨”观念重新复活的错觉。如果使用不当，将 给华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李欧梵创造了“华人世界主义”一词，用来 描述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既固守中国文化的根源，又欣然接 受多元文化的浸染， 从而自由地穿行于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之间。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国贲将李欧梵的思路进一步发挥，提出“华人世界 主义认同” 。他又借用王灵智的比喻手法，提出华人移民的第六种认同， 即“重根” （同时具有多重认同和多种意识）。然而， “华人世界主义”或 者“重根”的概念，仍然没有逃脱“同一化”和“中心论”的陷阱，它 将本来是分离的、多样的华人群体归入到同一个范畴当中。 在我看来，与“多维度”和“去中心”的崭新的华人移民模式相对 12 7

应的，是一种新的认同的出现。我姑且称之为“外地域性认同”。所谓 “外” ，是指它在各种形式的疆域的限制之外。它不依赖任何地理和国家 的实体或者种族和文化的归属，而是依靠在自己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之 上。 初看， “外地域性”好像和李欧梵的“华人世界主义”有些类似。实 则不然。 “华人世界主义”是一种有意识的从文化中心向文化边缘的回 撤，以此实现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文化优势。与此相反， “外地域性认 同”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心—边缘的话语支配权，它的力量恰恰来自对这 种支配权的破坏与挣脱。它的价值在于，通过让移民归属于一个主观建 构的、虚拟的、不受中心—边缘限制的地域，使得他们不再被边缘化所 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虑所困扰，或者使得他们可以将这种焦虑转化为一种 积极的力量。这个新的地域，用法国学者埃米尔・马姆的话来说， “不是 一个单一的空间。它和任何其他的空间都有可比性和相似性。因此，它 可以和其他任何空间互换。这样，一个人可以转换到其他的空间而不至 于丧失自己的认同”。 正因为他们将认同根植于社会纽带和文化的想像当 中，而不是僵化的地理疆域，这种外于地域的认同才可以“既处处为家， 又无处为家”； “既在此，又不在此”。 其次，虽然“外地域性认同”不受严格和僵化的地理和国家的疆域 所限，是“连根拔起”的。然而，它并非如王爱华和诺尼尼在其《华人 跨国主义：没有根基的帝国》一书中所言的那么“没有根基”。事实上， 华人移民的跨国网络并没有完全独立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地缘和血缘的关 系脉络之外。相反，正是通过对地缘和血缘等因素的利用和改造，华人 移民才得以编制出跨越国界和区域的全球网络。例如，虽然香港已经成 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和亚太地区华人移民网络的中心点，但是，传统的地 缘和方言团体仍然在香港非常活跃。他们不但在接纳和整合从内地来港 的移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成为把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联 系起来的纽带。最近的研究显示，许多以香港为基地的传统社团已经成 12 8

为世界性华人团体联络的中心和交往的枢纽。 最后， “外地域性认同”对“华人性”进行了双重修正。第一，它否 认存在一个一元化和同一性的“华人性”，强调华人世界的多样化和内在 差异。第二，它最本质的内容，是对“华人性”本身的质疑。在全球化 时代，有时的确很难区分谁是华人，谁不是华人，谁是“真”华人，谁 是“假”华人。斯图亚特・霍尔（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认为，在移民的体内， 认同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将人拉向不同的方向，使其认同摇摆不定。为 了克服这种真假难辨、左右为难的尴尬，积极地建构一个全球化时代的 认同，有必要“冲破华人性的牢笼”，去拥抱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多 种多样的生活，而所有这些内容都远远超过了作为一个华人的含量。 总之， “外地域性认同”揭示了华人移民“既在此又不在此”、 “连根 拔起”但并非“没有根基”、“既是华人又不是华人”的复杂和冲突的认 同本质。作为一个概念设想，它无疑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化和更多实证 材料的支持。而且，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不是惟一的一种认同。我 们还会发现固守中国国籍的移民，完全同化于所在国社会的移民，既在 此又在彼的“两栖人”，以及所有这些认同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第二， “外地域性认同”并不一定是值得推崇或者赞美的。对某些人来说，比如 具有雄厚实力和广泛网络的资本家，或者有“可携带资本”的专业人士， 它可能是积极的，意味着更多的利润、权力和自由；而对另一些人，它 也许是消极的，代表着物质生活的颠沛流离和精神世界的流离失所，让 人处于持续的焦虑不安之中。例如，在香港有大约十几万出生于印尼的 华人。他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或是出于爱国热情，或是由于 印尼排华所迫，回到中国大陆。由于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 七十和八十年代，很多人又来到陌生的香港。他们在印尼、中国的大陆 和香港之间辗转迁移，处处为家又处处无家，只能继续无奈地漂泊下去。 无论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种关于华人移民的崭新认同已经 出现并有不断扩展的迹象，需要我们去辨别和把握。 12 9